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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2章 番内:超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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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:他的常用药品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。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,寄来之物包括餐具、书籍、床单、轮椅和巧克力。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。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,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,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。

    以前工作时,因为经常开会、谈判和见客户,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。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,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。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,若不小心摔倒,还会有骨折的危险。但是,只要还能站起来,沥川绝对不用轮椅。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。

    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。沥川继而纠正说,他是残疾,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。

    我继续窘。

    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,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,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,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。他只想做个普通人,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。而我,谢小秋,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。

    回来后的第三天,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,我送他去医院,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。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,死活不肯住院。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,怕我会崩溃。

    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,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。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,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,让我尽管放心。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,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。

    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,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。从那天起,沥川开始叫我“honey(甜心)”。

    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:成套的西装、领带、衬衣、t恤、牛仔裤、鞋子、内衣袜子。我猜想,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,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,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。

    衣物全部掏出来,堆了满满一床。

    “沥川,”我叹气:“中国是个纺织大国,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,这里又不是买不到。”

    “纺织大国?我怎么不知道?”

    “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?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说:“honey,我不随便买衣服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还买了那么多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。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,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。特别是裤子。”

    “这也不难,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?”

    “昆明有裁缝,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。”

    “呵,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——你非常小资!”

    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。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,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。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、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。

    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。每天都要洗碗、洗锅、洗锅盖、连酱油瓶也不放过。然后擦桌子、拖地板、洗马桶、倒垃圾。我戏称他为“清扫狂”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,叫“putzteufel”(清扫魔鬼)。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,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。

    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。他可以单腿独立、长时间地站得笔直,昂首挺胸,一动不动。如果不看下身,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。沥川说,他是滑雪高手,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。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,就放弃了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我问他:“你不是学经济的吗?怎么又转行了?”

    回答出乎我的意料:“因为我哥哥。”

    “你哥哥?”

    “手术后,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,决定转校到芝加哥。芝大也有建筑系。我想了想,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,我就去了哈佛。”

    “啊哈佛!”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,“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?

    “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,”他说,“学业很重,压得人喘不过气,我日日学习到凌晨。”

    “要这样拼命吗?”

    “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,不想太丢他的脸。”

    “哎沥川,瞧你这经历,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!”他拧我的耳朵,“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,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!”

    我大笑。

    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,我把自己衣服塞进了纸盒。

    沥川拦住我:“嗳,我不是这个意思嘛。”

    “你的衣服这么贵,得小心存放。我的衣服很便宜,随便塞哪都可以。”

    “不行,一人一半,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。”

    “别买了,房子太小装不下。那就一人一半吧。”

    我们坐在床上,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,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,沥川站起来找拐杖,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。

    这对钛合金的双拐是按照他的身高订制的。黑色的手柄,天然钛色的光泽,轻若无物却无比坚硬。我拿在手上掂了掂,又比了比,忽然发现了大问题:“嗳,沥川你看,你们瑞士也有假冒伪劣产品欸!这两只拐杖的长度不一样!”我忍不住替他委屈,“你用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吗?发票还留着吗?”

    其实沥川有好几对这样的拐杖,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种牌子,我帮他递过很多次,从未关心过长度问题。

    “来来来,honey,”他拿出一张纸一只笔,“让我向你普及一下拐杖的基本知识。”

    我坐到他的身边,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:“我左边少了一条腿,所以站起来重心会向左边偏移,对吧?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肩也会向左倾斜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为了保持重心和行走的舒适,左边的拐杖会略高一点。”说完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头,“所以不是假冒伪劣。”

    我呆住了,问道:“一直是这样的吗?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的拐杖就是这么一高一低的吗?”

    “是啊。”

    “而我居然从没有发现?”

    “这很正常啊,你又不用拐杖。”

    “至少说明我是个很粗心的人!”

    “我没这么说啊”

    “难怪这么多年你都不理我!”

    “不是这样的”

    “我粗心了,我才是假冒伪劣呢!”突然间我就哭了。

    “”

    “honey——”他将我从床上拉起来,紧紧地拥抱我,“天下没有谁比你更合格。”然后他开始发誓:永远和我在一起,长命百岁、白头谐老、今生今世永不分离blah,blah,blah

    沥川不是个喜欢发誓的人,尤其不喜欢对拿不准的事情承诺。可是一旦发现我情绪失控,发誓成了安慰我的最后一招,他就开始重复这些漫无边际的甜言蜜语。用呓语般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娓娓絮絮,如同佛唱。我便在这佛唱中安详沉静,恢复本性。我渐渐相信九年前沥川毅然离开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我对情感危机的处理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差,虽然我对回避这些危机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。

    “告诉我,沥川,当你被确诊为癌症时,你父亲可曾向你隐瞒过真相?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他说,“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。还告诉我这种病五年之内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三十。”

    我唏嘘:“那时的你只有十七岁,你父亲就那么确信你能承受这个真相?”

    “可能是我父亲认为我比较tough吧。如果是我哥,他会考虑隐瞒一部分。”

    我抱起了胳膊:“可是,你却觉得我不可以承受这个真相?”

    “你又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因为我是女人,女人是情感脆弱的动物。”

    “女人也有坚强的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不坚强?”

    他看着我,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    “我什么地方不坚强?”

    “”

    “举个例子看看?”

    “比如说,我已经告别了,你还写了一千封信?”

    “这就是坚强,锲尔不舍就是坚强。”

    “comeon.”

    “这说明我的神经无比坚韧,无论你怎么甩都甩不掉我。”

    “”

    “所以你错了,当时你应当告诉我真相。”

    他摸了摸我的脸,想了想,忽然说:“既然你想知道真相,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说吧。”

    “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,是你接的,对吧?”

    “对。他说德语我听不懂。”

    “他是我的医生。”

    我的脸立即白了。

    “在来昆明之前我去拍过胸透。在我的肺部又发现了三个很小的点。他们怀疑有转移,但不能确信,要等六周再去胸透”

    我呆呆地看着他,大脑一片空白,顷刻间不能呼吸。然后我就直直地倒了下去。

    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沥川的臂弯里,嘴里有一股浓浓的辣味:是酒,烈酒。

    我迷惑地看着他,他指了指桌上的二锅头:“我相信你无比坚韧的神经没有昏厥,只是你的头昏厥了。”

    然后我的眼泪开始哗哗地往下掉,浑身发抖地看着他:“这是真的吗?”

    “当然不是。”他叹了口气,掏出手机,拨了一个电话,“这是我的主治医生,会说英语,不信你亲自问他。”

    沥川的医生叫herman,他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我解释了沥川目前的病情。他说沥川的身体虽未恢复到理想的状态,但比去年进步了很多。没有查出任何新的转移。但他又说像他这样的病人,转移的可能性随时存在。所以,justlivewithit。

    justlivewithit。

    我忧心忡忡地看着他,半天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“honey,好些了吗?”他捧住我的脸,讨好地笑,“对不起,不该开这么大的玩笑。你真的是‘咕咚’一声地倒下了。我还以为你能挺住几秒呢。头还晕吗?想喝点什么吗?我去给你倒果汁。”

    “王沥川你敢耍我!”

    听见我的咆哮,他拾起拐杖一溜烟地去了厨房。

    沥川把果汁装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带给我,我灌了一大口,将满嘴的酒味压了下去,然后,我不依不饶地问道:“医生都说你没事,为什么你一大早要在洗手间里待两个小时?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?”

    沥川早起,我喜欢懒觉,以前我俩从来不抢洗手间。现在他回来了,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在一起,于是也开始了早起。

    问题就来了。

    “ok,以下是我的汇报。我起床吃药,进洗手间方便2分钟。然后刮胡子,7分钟,刷牙2分钟,洗澡,30分钟。出来梳头5分钟、穿衣服5分钟。我想想还干了什么?哦,对了,某人说耳环坏了,我修你的耳环30分钟,修得太专心,一不留神另一只耳环掉进了洗手池,为了捞出那只耳环我用了不知道,大约40分钟吧——”

    “知不知道你很唠叨?”

    “没说完呢,继续说。我出去买豆浆和煎饼,忘记带你的钱包。我问老板收不收瑞士法郎,老板说他怕是假钞,又说认识你可以赊账。他问我要什么样的煎饼,我说一般的就可以了。可他说武大郎煎饼最好吃。我问他谁是武大郎,他说武大郎是水浒传里的人物。我说我听说过水浒传,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武大郎呢?他说如果我不知道武大郎这说明我没听过水浒传。我说我听过我女朋友讲水浒传,她绝对没提武大郎。他生气了,说你的女朋友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外国人。我说她就是云南人,他不信,怀疑我有脚踏几只船,还说下回你来买豆浆他一定要问个清楚”

    “你说累了没有?”

    “然后我就回来了,半路遇到隔壁的老太太。她说那家的豆浆掺水,不如自己磨,向我推荐了九阳牌豆浆机。我说我一定会买一台”

    “求求你别说了,我要抓狂了!”

    “那你告诉我,为什么我不知道有个武大郎?”

    “好吧,我跟你讲的那个故事不是水浒传,是金瓶梅。”

    “金瓶梅里没有武大郎?”

    “有,不过我没提。一提你准觉得潘金莲是个坏女人。”

    “她究竟坏还是不坏?”

    “嗯,这个嘛沥川,咱祖国文化博大精深,光这个就够写一个博士论文的。现在么,咱们不讨论这个,一起出去买菜吧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,“以后你早上爱干啥都行,千万千万别向我汇报了。”

    菜市并不远,步行的话二十分钟就到了。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向东走,沥川没戴义肢,我提着购物袋在一旁陪着他。我有点怀念以前他只用一只手杖行走的时光,我们可以像热恋的情侣那样手牵手。现在他用两只拐杖,我试图挽住他的胳膊,发觉这样只会阻碍他的行动。我甚至不能离他太近,因为使用拐杖的人需要比常人更宽的空间。所以,livewithit。学会适应。能和沥川一起生活我已经很满足,我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。我们走了大约十分钟,路过一个水果摊,沥川忽然停了下来。

    我以为他要买水果,对他说:“还是回来再买吧。想想看如果现在买了,我们得提着它们去超市,存包,再提着它们走回来,多麻烦啊。”

    他没有回答,只是松开一只手,自然地搂住了我的腰。搂得很紧,下巴挨在我的额上。以前他就喜欢用下巴蹭我的额头,尤其是有胡茬的时候,好像要在上面写字那样故意弄得我很痒。我抬起头,诧异地看着他。

    他的手垂下来,找到我的手,紧紧地握住,低头察看摊上的水果,问:“这些是富士苹果吗?”

    “唔是吧。”我心不在焉地说。

    我正在享受这一刻的幸福时光。

    沥川回来了,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下意识地扣住他的手,下意识地倚向他的胸膛,下意识地聆听他的心跳,我需要很多迹象来证明他的存在。我们的掌心都有汗,湿湿地绞在一起,刹那间我猛然一怔,身子不禁晃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?”他一把扶住我,“不舒服?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我靠在他身边,冷汗湿背,“我突然做了一个梦。”

    “你?”他拧起眉头,“大白天做了一个梦?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梦见什么了?”

    “我梦见我梦见我们俩站在一起买苹果。”

    他沮丧地看了我一眼,确信我说的是人话而不是鬼话,叹了一口气,想说什么,终于又闭了嘴,只是紧紧地搂住我。

    老板娘过来打招呼:“两位早!这是刚到的红富士,又大又新鲜,想要的话可以便宜一点。”老板娘的个头是我的两倍不止,穿着鲜艳的毛衣。手指上带了一排金戒子,胸前还挂着一条沉沉的金项琏。

    沥川从里面挑出了一个最大的:“可不可以只买一个苹果?”

    老板娘愣了一下,点点头:“可以。这个挺大,我得称一下。算了,两块钱你拿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掏出钱包,递给她一百块。

    “哟,这么大的票子?你们都没零钱吗?”

    我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那劳驾替我看着摊子,我去找人换一下。”

    “没问题,不着急。”

    她去了老半天,我也不说话,仍然倚在沥川的身上发呆。过了一会儿沥川低声问:“honey,你的梦做完了吗?”

    “没还没呢。”

    “行了小姐,你刚才的表情够拍一个言情剧的片头了。那,就是这个样子。”他做少女捧腮、憧憬未来状。

    我被逗笑了:“是吗?不会吧!我有那么天真吗?”

    沥川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天,深深叹息:“god!whathaveidonetothiswoman...(上帝啊,我对这女人都做了些什么)”

    我作色要怒。他赶紧说:“今天晚上我服务。”

    老板娘将一大把零钱找给我们。

    “劳驾,这里有水池吗?我得洗洗这个苹果。”沥川问。

    “店里有,你走路不方便,让她去洗吧。”老板娘盯着他的腿,眼光和话都很直白。

    “不不不,当然是我洗。”沥川去店里洗苹果,我留在摊前等他。老板娘半笑不笑地打量我:“他真照顾你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。”

    “他长得真不错。”她又说。

    “同意。”

    “你会嫁给他吗?”她突然问。

    “会。”

    “你父母会同意吗?”

    这个答案很复杂,简而言之:“会。”

    她忽然掏出手绢抽泣:“以前有个男人也对我这么好,我为了钱嫁了别人。呜呜我从没像今天这样后悔!”

    我赶紧拥抱她。

    她在我身上号啕大哭了十分钟,泪水淋湿了我的衬衣。

    沥川洗完苹果回来,老板娘还在哭泣,他觉得莫名其妙,只得给我打手势,用英语问:“whathappened?”

    我无奈地看着他,细语低声,安慰那个伤心的妇人。

    末了,她情绪终于稳定,我们跟她握手告别。沥川将苹果塞到我手上:“两个女人就是一个言情片,不管认识不认识。——昆明,你真是个情感丰富的城市!”

    “别这么说,人家只是想起了伤心事。”

    “你把这苹果吃了吧。”

    “好好的吃什么苹果?”

    “这不是让你在路上有点儿事干吗?”他苦笑,“不然你尽做白日梦,迟早要掉进沟里去。”

    东街的超市沥川回来之前我经常去,主要是买方便面。沥川回来之后,我就再没去过。因为他喜欢早上买菜,说早上的菜新鲜。他还学会了做面食,从网上下载了一大堆菜谱,给我做过一次生煎包子。

    我们买了一些蔬菜和水果。沥川饮食清淡,控制得十分严格,而我的口味很重,无辣不欢。为了让他不必每天特意做一份只有我才吃的菜,我也学会了清淡。可他执意要买些辣椒。就是那种四川人喜欢的海椒。

    结果就在卖辣椒的地方,沥川被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婶拦住了。

    她先是站在一旁打量沥川,过了一分钟,表情严肃地走到我们面前。我觉得大婶很眼熟,一定在哪里见过,想来想去没认出来。但大婶一脸悲痛的神情还是把我们怔住了。

    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,问道:“小兄弟,那边的情况怎么样?大家都好吗?”

    沥川提着一包辣椒,看着她,有点摸不清头脑:“大婶,您说的是哪边的情况?”

    “汶川啊。你刚从灾区回来吧?那边重建的情况如何?我们居委会捐了一大车冬衣。我一个老婆子也帮不上大忙,就捐了五百块钱。我老家是四川的啊,我的一个侄儿也残废了,作孽啊他岁数和你差不多,还没娶上媳妇哪。小兄弟,看你精神这么好,恢复得挺不错哟!”

   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!

    我立在那里,石化了。

    沥川啊沥川,你为嘛一定要买那个辣椒让人家误认你为四川人咧。

    那场地震,沥川当然知道,我们也都捐过款。我这才想起这位大婶就在居委会工作。那时我的户口在北京,还在她那里办过暂住证呢。

    我瞅了瞅沥川,他的表情很古怪。那种你只有在外国人身上才会看见的尴尬神色。

    沥川看了看我,向我求救,我双手一摊,爱莫能助。我能说什么?难道我会说大婶您认错人了,这位兄弟的残疾不是因为地震,而是因为得了癌症?

    这样说肯定不会吓倒她,但肯定会吓到我。因为我对“癌症”两个字十分过敏。如果能够,我愿意一辈子也不提起。

    僵持几秒,沥川轻轻咳嗽了一下,然后,很大方很慎重地伸出手,和那位大婶握了握,很真诚地对她说:

    “大婶,谢谢您的关心。我代表灾区人民感谢您。”